电子书的出现与按需印刷技术的实行，一度让传统的纸质传媒与图书出版惊恐不已，仿佛看到了传统出版的末日。为此出版业的数字化转型不仅成为出版业态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而且有着生死存亡的紧迫感。但是喧嚣之后，出版业似乎仍然是以纸质为主打，并且大量的重复出版以及平庸书盛行的现状依旧。现实至少与一些专业人士曾经作出的“2020年之前 90%的新书发行电子版”这一预测相去甚远。有趣的是，在其他文化娱乐性的行业里也呈现出了类似的情形：去电影院看电影和去剧场听音乐会的人数在明显增加，这些现场演绎的电影、歌剧、音乐会和芭蕾舞剧等逐渐开发出了一个新的观众群体。

在“中国出版网”上刊布的一篇《2015全球出版业：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文章指出，“英国最大的连锁书店—水石书店由于销售额暴跌而放弃了 Kindle电子阅读器的相关业务，随后，水石书店通过正确选择纸质书储备库存并在实体书店中为读者提供高品质的购物体验等方式，终于实现了多年来的首次盈利”。而“根据尼尔森图书公司对英国 90%以上各类图书零售商的调查数据显示，就纸质书的销售而言，英国零售市场 2015年的图书销量比 2014年增加了近 700万册，比之前的 1.873亿本书上涨 3.7%，销售额也上涨了 6.6%，从 9200万美元上升到 14.9亿美元。而据尼尔森图书公司对近 80%的美国图书零售商所做的分析来看，美国的纸质书销售额2015年增长至 6.53亿册，同比增长2.8%”。在国内也出现了实体书店回潮的现象。这里我们不由要追问这样几个问题：一是电子书能否或者说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取代纸质书?二是即使撇开年龄、学历、个性等各方面的差异，电子书能否给人们提供满意的服务?三是在图书资源数据由上游向下游的传导过程中，版权的问题如何解决?收费的模式能否成立?

在一些所谓的出版研究机构发布的类似“国民阅读率”的统计报告中，往往将数字阅读作为一个很大的成分要素统计其中，这里至少存在一个混淆概念的问题，就是有多少数字阅读(当然包括地铁公交无处不在的看手机“低头族”)，是在进行有效的、具有一定思想价值的阅读?在出版业从市场化、商业化的转型逐渐过渡为当前的工具化、大众化、利益化的趋势下，因为降低门槛而造成的图书平庸化，连带而成的必然是国民阅读率的下降。这个问题不是依靠什么“农家书屋”、“馆配工程”能够解决的，因为图书并不是奢侈品，如果真的有读书的愿望，即使依靠捡垃圾卖破烂也能够积攒起相当可观的藏书。问题的核心在于，我们的图书出版是否还具有这样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图书、报刊资源的数据化、电子化在满足一般学者及专业读者的资料累积、信息检索等方面能够起到传统介质所不能满足的功能。就一般的工具性图书而言，如年鉴、年谱、地图、手册等，电子化的处理不仅能够为使用带来便捷，而且可以节省大量的纸张、油墨以及由此产生的物流费用。但是就纯粹的阅读以及与之相伴随的记忆累积、思想酝酿、灵感触发等心理活动而言，纸质图书的作用仍是无法代替的。因为纸质图书的触摸感、形象感与实用性等诸多便利条件仍是各种电子阅读器所无法比拟的，即使电子图书的定价往往只有纸质的三分之一甚至更低。

在新媒体网站的吸金战役屡受重创后，图书出版业是否还有理由对自己的数字化道路充满自信?当前电子图书在格式的统一、内容传导与贮存的便捷上仍还有很多的难题需要克服。其中一个很大的难题就是版权的保护与收费模式的确立上。在内容出版商已经就版税、印数、营销费用等问题与作者达成一致后，出版商有权利掌握图书内容的电子化收益。但这个前提是建立在电子书仍然没有取得较大的市场规模前提下。而且图书内容的电子化必须面临这样两个现实问题：一是图书内容的可复制性导致版权收益的流失;二是出版的自助化带来出版门槛的降低，从而使出版丧失其应有的神圣感与神秘性。出版越来越成为一种休闲、一种娱乐、甚至是一种表达存在感的工具，其结局不难想象。

那么在图书的流通领域同样存在电商平台、网络数据库资源与实体店的竞争关系。虽然没有仓储与物流，真正的电商也不会存在，但纯粹的出版物的仓储与物流是否能够支撑起这样一个行业的生存?当当与京东的实践早已给出了答案。推广电子图书、实现按需印刷曾经是我们藉此省却物流仓储费用、因此可节约大量社会资源的美好展望，但现实的需求状况并不一定按照我们的臆想前行。或许我们可以“冒天下之大不韪 ”、“逆历史潮流而动”地说一句，在一些行业领域，我们是否一定、而且是迫不及待地拥抱新技术的到来，从而将自身绑架在前景未知的技术创新的车轮上。比如当我们在对自己的城市发出千城一面、毫无个性的指责时，在寻觅古都遗存、呼吁古镇资源保护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对传统出版业态的回归，包括对雕版印刷与木刻水印的继承、对特色实体书店的培养、对曾经存在于出版业中的最为珍贵的精神理念的呵护，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