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店,我的大学我的根
1950年我参加工作,当时的新华书店总店绝非一般,承担着全国的图书、课本、报纸期刊总发行和管理的责任。(1957年中央始决定将期刊、报纸发行工作移交邮局管理,原总店期刊发行部全班人马全部调到北京邮局,我的老伴当时在期刊发行部工作)。总店当时的领导也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我见过的一位副总经理储安平就是很有名的社会一流人物。当时我在图书发行部的栈务科工作,部主任仲秋元后来调任外交部副部长;副主任韩志平后来调任中央美术学院任党委书记。总店还有很多位副总经理和主任调出当了人民美术出版社或科学出版社的社长、北京文物局局长等等。前几年我还了解到当年曾在一起相处过的干部解永全同志后来担任了中国画院的副院长。
悠悠岁月,我的总店生涯已度过了65个春秋的漫漫时光,我从刚入店时的包装工,到后来担任了需要具备高等学历的主编,总店是我的大学,是我的根。
忆想我刚入店时是在位于和平门的图书发行部栈务科包装股,和股长田大丑同志学做捆包工作。后来我又改作写贴工作,温金山同志还来我们小组工作过,当时王玉田同志刚来总店在传达室工作,已闻知他正在开始自学字典的事迹。后来图书发行部新建了经销科(负责办理私营书店的发行业务),我被调到经销科转到延寿寺街刘家大门(当时总店的总部所在地)办公。记得我当时曾随副科长贾占鳌同志做过一次难忘的外出调研。当时外出调研是自己背上行李下火车后坐二等(即坐在雇用的自行车后货架上)送到目的地杨村支店的。晚上就和当地支店工作人员一同住在店内。当天夜里,忽然被一声重物落地声惊醒,原来是该支店工作人员的手枪落在了地上。那时我才知道当时地方支店工作的同志还是带枪的。
在刘家大门工作后,我曾兼作老同志文化夜校的算术课教学工作。记得当时班上有高兰菊、张金淼等老同志,教学相长嘛,我也很受益,特别是提高了我做群众工作的积极性和热情。当时我是住在总店的集体宿舍,业余时间大都留在店内活动,很晚才回去。当时我看到俱乐部里的一些乐器无人会玩,便按扬琴上的商标找到厂家上门求教,后来慢慢地组成了一支小乐队,还曾到新华社礼堂演出过。随着乐队逐渐壮大,还曾为李青等伴奏到新华厂巡回演出,后来还到过劳动人民文化宫广场演奏。那时的一些合作者如王雪邨、韦敬群、高明贵,石玉昆、石玉岐等等已经不在了,如今只有傅砚文(演奏秦琴)健在。在刘家大门办公时我和叶沐年经常在店内广播中表演相声,我还表演过山东快书,并留有录音(自己录制)。
忆想起 1956年后,为了响应毛主席的“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号召,体育活动也开展起来了。我会太极拳,先是组织太极拳队,后来还有举重队,负责人是冯振洲。我通过学习《怎样举办运动会》等书,还曾组织过文化部直属八单位(新华社、广播局、外文局等)在先农坛举办联合运动会,并担任总裁判长。我还参加过北京市工人冰球队,后来店里成立体育协会,我被任命为体协副主席,并被批准为国家级裁判员。
工作中我曾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和工作标兵。几十年来我做过小卡、大卡、拟发、进货和编刊等业务工作,留下很多美好记忆。做体育版进货工作时曾在国家体委访见过庄则栋。在作库房工作时曾和张永年等同志合作,把原用人力升降拉运的“手机车”改装成液压升降,电力驾驶型。在调到印刷厂工作期间,曾与马宝亮同志合作,把一台人工印刷机改装成全自动机。印刷厂工作结束后,我被调任主编工作(当时和后来任主编工作的都是读过大学的),经历《社科新书目》和《科技新书目》的创刊,经手把两报由原来的纯条目形式改变为头版为重点文字介绍,受到出版社的欢迎。
1988年是我最难忘的一年。这一年,我入党了,我十分荣幸地实现了我的夙愿。入党后,我还两次被评为优秀党员,并光荣地选作代表参加了一次总店的党代会。1988年也是我的 60周岁之年,在高启成同志主持的欢送会后告别了我熟悉热爱的工作岗位。
在告别总店这所“大学”后,我又荣幸地被“保送”到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老年书画联谊会继续深造诗书画课程,经过 20多年诗书画印的学习、再学习,积累存书已达万卷,使我又得到不少的充实。我曾数十次参加各种书画竞赛,在总署每年举行的书画展上均获得一等奖。中央电视台书画频道曾播出过我的书作,国家农业博物馆收藏了我的作品。特别是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70周年的活动中,我们的上级主管单位中国出版集团向总店发出专文,提名要求我和傅砚文两人创作作品参加中直机关举办的展览。在受到极大鼓舞的同时,也极大地增强了我们自强不息学习前进的信心。企盼着来日方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