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看大咖都在国际出版企业高层论坛上说了啥
8月22日，由中国出版协会、中国出版集团公司、伦敦书展组委会主办，新华书店总店、《国际出版周报》、英国Copyright有限公司和新华万维国际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联合承办的 “2018国际出版企业高层论坛”在北京举行。
本届论坛以“出版业国际化：新机遇新路径”为主题，旨在广泛交流、深入研讨中国出版业“走出去”、国际合作新机遇、新路径。
中国出版协会常务副理事长邬书林，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党组书记、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涛，英国出版商协会首席执行官斯蒂芬•罗汀格，伦敦书展主席杰克斯•托马斯，摩洛哥出版商职业协会主席阿卜杜勒卡德•雷特纳尼，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进口管理司副司长赵海云，韬奋基金会理事长、中国出版集团原总裁聂震宁，中国出版协会副理事长、《国际出版周报》编委会主席李朋义，浙江出版联合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总裁鲍洪俊，北京发行集团董事长李湛军，国际出版商协会前主席、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获得者理查德•查金，日本东贩专务董事小野晴辉，澳大利亚GATEWAY信息解决方案公司总裁、原DA公司首席执行官理查德·希格斯玛，Pixie B公司创始人、总裁、原企鹅兰登北亚区CEO 周海伦，施普林格・自然大中华区总裁阿诺德·雅可布，印度GBD图书集团首席执行官高崖等嘉宾出席论坛并分别进行了致辞、主旨报告或嘉宾对谈。
中国出版协会副理事长、《国际出版周报》编委会主席李朋义主持了论坛致辞环节。《国际出版周报》编委会副主席、麦克米伦教育出版集团原总裁白德信，新华书店总店总经理、《国际出版周报》社长茅院生分别主持了主旨报告和嘉宾对谈。
赵海云在致辞中指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坚定文化自信，履行文化责任，从加强内容建设、提高出版质量、多出精品力作出发，深入推进出版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通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生产环节，推动资源共享、渠道互通，实现出版业国际化，逐步从出版大国向出版强国迈进。
邬书林在致辞中强调，优秀的文化产品反映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创新创造能力和水平。出版业作为依靠技术、依靠载体开展信息内容生产、传播的行业，更要积极使用新技术、新渠道、新平台传播自己的内容。要倡导更多的国际出版合作，用开放、包容的心态去开拓国际市场，出版更多跨文明对话的优秀图书，为国际读者服务，开展更有深度的跨文明对话，让中国出版的精品力作传播得更广更远。
杰克斯•托马斯在致辞中认为，BIBF已成为一个全球书业兴趣的集中点，中国是英国书业的重要合作伙伴。英国图书行业在2017年实现了突破性增长，希望不同国家的读者能阅读到越来越多的图书，能理解图书的意义。世界变得越来越小，沟通变得越来越细化，图书已成为跨文化对话的理解基础之一。
阿卜杜勒卡德•雷特纳尼在致辞中表示，作为此次书展主宾国，摩洛哥出版企业非常愿意和荣幸能加强与中国出版企业的良好合作关系。通过合作，我们能进一步加强两国对于双方优秀文化的了解——摩洛哥和中国的交往历史最早可追溯到500年前。值得一提的是，一位摩洛哥作家创作的《中国和我们》(法文版)获得了非常大的成功。此次BIBF上，我们将向中国读者呈现该书的中文版，也希望在2019年，能有机会在摩洛哥国际书展上看到更多中国作家的作品。
王涛、鲍洪俊、李湛军(三位嘉宾主旨演讲内容详见后文)、斯蒂芬•罗汀格、理查德·希格斯玛、阿诺德·雅可布、高崖分别发表主旨演讲。
在嘉宾对谈环节，聂震宁、李朋义、小野晴辉、理查德·希格斯玛、周海伦等嘉宾分别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聂震宁表示，新机遇，新路径只要成熟了就要走下去，不要东张西望、不要朝三暮四，不要得陇望蜀，出版国际合作更要非常专注地走下去。文化的发展要以交流为主要路径。在文化交流的推进下，出版业国际化发展有了好的机遇。在这个非常好的时期，希望国际出版业的朋友与中国出版业能按照既定的成熟模式加强合作，不断创新。
李朋义认为，大众出版、教育出版、科技出版目前均有很好的机遇，应该抓住。大众出版，要坚持内容为王，要非常重视IP；教育出版领域，要重视核心素养教育，现在的素质教育与过去相比有着较大的变化；在科技出版领域，要努力做出好的期刊产品。
国际出版企业高层论坛已在北京和伦敦举办过三届，已成为国际出版界最高规格的合作交流活动之一。论坛为国际国内出版人介绍出版业发展经验，探讨产业创新做法，推动务实合作，促进文明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副理事长王宏经、人民音乐出版社社长莫蕴慧、东方出版中心总经理赵东、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社长刘海涛、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忠义等嘉宾，以及来自中国、俄罗斯、英国、德国、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韩国、摩洛哥、罗马尼亚、泰国、印度、巴拿马和中国香港等14个国家和地区的200余位国内外出版行业高层人士出席论坛，共同探讨新时代下出版业国际化的新机遇新路径。
论坛精粹
携手奋进创新合作推动全球出版繁荣
王涛(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党组书记、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大家下午好！今天我们在此举办第三届国际出版企业高层论坛。过去的一年，国际国内出版界都发生了一些意味深长的变化。以全球范围来讲，纸质书逐渐回暖，那些声称纸质图书很快将消亡的荒诞式预言已经很难听到了。作为出版业主要利润来源的纸质图书，依然显示出旺盛长久的生命力，这是文化传播规律和读者阅读黏性所决定的。当然，未来需关注数字化阅读的需求，始终是我们的重点。
过去的一年，美国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挑起贸易战，已经给世界经济的复苏带来了深深的隐患，而贸易保护主义在全球出版业没有市场，没有人为之喝彩，我们听到的几乎都是喝倒彩。这一年出版界的国际合作广度和深度都是前所未有的。中国出版集团所属出版企业已与外国同行们建立了二十多家国际编辑部。今天上午，我刚刚见证了商务印书馆与牛津大学出版社国际编辑部的成立。本次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参展国家和地区达到93家，参展商2500余家，充分表明合作与交流始终是世界出版的主旋律。
围绕论坛主题，我和大家交流两点看法：一是中国出版集团一年来的新变化，二是中国出版集团在未来国际化战略上的新思考。
一、中国出版集团一年来的新变化
中国出版集团在过去的一年里也取得许多新的进展，有一些新的感悟，表现在：
1.出版主业持续繁荣。主业发展始终是衡量一个出版企业的核心目标。销量1万册以上图书1200种，10万册以上图书140种，其中10万册以上新书20种。《红星照耀中国》累计发行突破300万册，《朗读者》销售90万册，《芳华》销售60万册。全国图书零售市场占有率达到7.14%，连续15年位居第一名。
2.股改上市实现突破。去年8月，中国出版集团的出版主业整体打包，成功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开发行股票，股票代码“601949”。当年，集团的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和净资产三项指标，分别超过100亿元人民币，成为中国为数不多的“三百亿”集团之一。
3.数字化收益日益提高。集团在图书、报刊、发行、翻译、进出口、艺术品经营等业务板块积极布局，重点数字平台日益完善，商业运营水平不断增强。集团全年数字化业务收入17.2亿元，同比增长35%，占集团总收入的14%。
4.国际合作不断拓展。2017年版权输出达到1111项，首次突破千项大关，涉及39个语种、50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了更多海外读者的欢迎。其中，《习近平讲故事》版权输出克罗地亚、古巴、土耳其，《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累计签约20个语种。集团还在英国、美国、德国、匈牙利、突尼斯、印度、泰国、巴西等国成立了20个国际编辑部。
二、中国出版集团在国际化战略上的新思考
我们将从五个方面深化国际化战略，加强国际出版合作。这些新变化用一句话形容就是“五个突出”：
1.在合作区域上，突出 “一带一路”方向。
历史表明，中国古代的“丝绸之路”极大地促进了东西方的商贸繁荣和文化交融，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一带一路”作为今天的“丝绸之路”，也同样将进一步促进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和文化交流。
为此，我们将在巩固与欧美主流国家合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版合作，特别是图书、报刊、会展、数字化等领域的产品合作，加强中国读者与各国读者之间的思想沟通与文化交流，促进彼此之间的相互理解、相互关照，进一步增进友谊和感情。
2.在合作内容上，突出“传统文化的当代阐释”和“中国道路的学术表达”两大中心话题。
一方面，中国是一个有着5000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国古代先贤围绕人与自热、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很多博大精深的思想，例如“天人合一”、“协和万邦“和合共生”等思想，对于今天人类社会的演进、国家关系的处理、普通人精神世界的丰裕完善，依旧具有重要启示价值。但是这些思想比较艰深，难以在东西方话语体系之间找到一一对应的概念，需要我们尽量用符合海外读者思维习惯的、简洁直白的语言翻译出来。
另一方面，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初步积累了一些可供后发国家参考的经验和教训，但是它们还缺乏学术总结和理论建构，需要我们加强与国际出版界和学术界的合作，提升我们的学术理论建构水平。
3.在合作重点上，突出海外主流和中国名家。
文化名人是一个国家知识分子的主流，文化名作是一个国家文化宝库的主流。我们将以名家名作为重点，加大与国际出版界的双向合作。
一方面，我们会加大世界各国主流名家的引进。过去十几年，我们成功引进了J.K.罗琳、丹·布朗、傅高义、阿加莎·克里斯蒂等一大海外著名作家和学者的代表作，受到了中国读者的热烈欢迎。例如，丹·布朗的作品在中国已经累计销售1000多万册。最近，我们旗下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已经和J.K.罗琳续签了哈利·波特系列全部作品的中文版权。
另一方面，我们会加大中国名家名作的国际推广。我们正在集中向国际同仁介绍中国第一流的作家作品、中国第一流的学者著作，如贾平凹、张炜、毕飞宇、金冲及、陈来、曹文轩、杨红樱等人。他们的作品在中国有庞大的读者，非常值得推荐给世界各地的读者朋友们。
4.在合作板块上，突出学术领先和市场领先。
集团旗下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三联书店等著名出版机构，是中国学术出版的领先品牌，具有一流的内容生产能力和一流的编辑能力，长期以来引进和出版了大量世界学术名著，对社会主流人群产生了极大影响力。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加大中国学术出版与海外学术之间的双向交流，推动中国学术更好地“走出去”。
与此同时，我们还根据全球市场的变化，结合集团的资源禀赋，加大文学、少儿、百科、辞书、教育等市场领先板块的合作。像商务印书馆引进的《牛津高阶英语系列》几乎成为中国学生学习英语时“人手一册”的必备书，同时它们研发的《汉语图解词典》也翻译成80个语种，帮助了众多海外学汉语的读者。
5.在合作模式上，突出联合设立国际编辑部。
2016年以来，集团旗下的商务印书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中译出版社、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等4家出版社，与来自欧美、亚洲、中东、非洲等国家的海外同仁，联合成立了20个国际编辑部，出版了推出《中国著名企业家与企业》《尘埃落定》《皮皮鲁和红汽车历险记》《天行者》等一批产品，取得了比较好的效益。实践证明，这种合作方式有利于实现中国内容与海外需求的无缝对接，有利于精准投放、节省成本、扩大市场，是一种有效连接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合作方式。昨天上午我们召开了“首届国际编辑部年会”，总结了各自发展的成就与经验，就进一步深化合作机制进行探讨。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大合作力度，设立更多中国主题的国际编辑部。
女士们，先生们！“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在一个快速变革的时代，人类不同文明需要加强交流与合作，进而增进各国人民的福祉。作为出版人，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交融互鉴，是我们天然的使命和应有的担当。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会上强调，中国将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继续推出扩大开放新的重大举措，同亚洲和世界各国一道，共创亚洲和世界的美好未来。我们是出版领域的同事和伙伴，希望大家在新的时代，进一步携手奋进，创新合作，共同将全球出版合作推上新台阶新水平，为全球出版业持续繁荣和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新的贡献！
推进出版交流共鉴促进世界文化繁荣
鲍洪俊(浙江出版联合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总裁)
1979年12月，中国改革开放大门初步开启之际，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浙江人民出版社就敢为人先做出国际化尝试，出版了美国女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的小说《飘》，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也引发了一场思想激荡、激烈争议。关键时刻，1980年6月，邓小平同志在会见美国费城坦普尔大学代表团时，对《飘》的出版予以肯定，最终平息了这场争论，由此开启了中国出版业弦歌不绝、高潮迭起的伟大时代。
如今，我们又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领航中国，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正如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所指出的，“实践证明，过去40年中国经济发展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未来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必须在更加开放条件下进行。”中国出版业要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必须进一步加强国际出版交流与合作，提高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水平能力。只有这样，我们中国出版人才能更好地肩负起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历史使命，才能更好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才能更好地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作为世界出版50强、全国文化30强企业，近年来，浙江出版联合集团紧紧围绕国家中心工作，在推进出版国际化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一是“一带一路”出版合作全面铺开。我们与“一带一路”沿线20多个国家均有合作项目。总局丝路书香工程入选项目及合作规模均走在前列，并在马来西亚、泰国、俄罗斯、蒙古形成“一带一路”合作节点。经过多年深耕，集团与马来西亚出版界的合作不断深入，中学科学教材全面进入马来西亚华人独立中学，四大古典名著、麦家作品等50多个项目输出马来语版。
二是海外本土化战略不断推进。目前，集团已经在法国建立东方书局，在日本建立东京分社和大樟树出版社，在澳大利亚收购新前沿出版社，在英国设立新前沿出版社伦敦分社、东方书局伦敦分社，在俄罗斯、澳大利亚、美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建立10家博库书城连锁店。集团在莫斯科建立的尚斯博库书店，是俄罗斯首家中国主题书店，2017年，书店举行各类文化主题活动160余场，累计参加人数超过7000人次，成为中俄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
三是对非出版合作走在全国前列。自2009年率先走进非洲图书市场，集团对非出版合作不断深入，已发展到4个语种、12个国家、几十个品种，内容涉及农业、保健、汉语学习、少儿图书、文学作品等多个门类的局面，被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务院新闻办授予特殊贡献奖。
四是版权输出和合作出版迈上新台阶。近年来，集团版权输出和合作出版品质明显提高，并逐步接轨欧美主流出版市场。《大科学装置丛书》《整形外科学百科全书》等一批学术著作与斯普林格、德古意特、麦格劳希尔等国际知名出版集团合作出版，《狼王梦》《这就是马云》等一批国内畅销书在海外市场实现品牌延伸。麦家作品海外推广工程实施以来，已经输出海外版权42个语种，在欧美主流图书市场产生重大影响。
下一步，我们将以本次论坛为契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顺应我国扩大对外开放的新形势，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和更加务实的举措，积极推进合作共享战略，进一步加强与国际出版业的版权合作与交流，加快集团对外合作进程。
一是更加主动地与国际一流出版企业合作。通过参加国际书展等各种渠道，了解、认识、联系、掌握更多国外优秀作家、作者，和国际知名一流出版单位建立更加紧密的合作关系，顺应国际出版业发展趋势，学习借鉴国际出版业发展理念、发展模式和发展经验，加快推进集团高水平高质量发展。
二是更加积极地推动主题出版走出去。在中宣部的直接领导下，与外文出版社紧密合作，稳步推进《之江新语》多语种翻译出版工程，争取在2—3年内，完成20个语种、30个以上海外版本的翻译出版任务，3—5年内覆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欧美大部分国家，为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做出贡献。打造海外版主题图书，努力让集团版精品图书进入西方主流社会。
三是更加深入地推进海外本土化战略。在推进现有海外机构加快发展的同时，争取在东南亚、非洲、南美、东欧、中东等地各设立1—2个出版发行机构，探索海外出版物中盘和印刷服务实体机构建设，提升海外文化服务能力和影响力。
四是更加扎实地推进数字出版走出去。我们要顺应全球出版业的数字化发展趋势，深入实施数字融合战略，加快发展新兴出版业态，使数字出版成为走出去的主力，与纸质图书的版权输出优势互补，相得益彰。加快推动海外中小学移动数字图书馆项目，加快建设国际青少年汉语学习多媒体课程资源及在线平台、全球出版物数据联合制作和服务中心。与亚马逊公司建立全面战略合作关系，在数字内容、营销渠道、出版走出去等领域进行深层次合作。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浙江出版联合集团位于中国东部城市杭州，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杭州G20峰会上倡议“促进不同国家、不同文化和历史背景的人们深入交流，增进彼此理解，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让我们交流互鉴，紧密合作，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滋养者、文化支撑者、文化探索者。
构建国际出版分销体系加快图书走出去大步伐
李湛军(北京发行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很高兴参加2018国际出版企业高层论坛，并与大家分享一些北京发行集团在文化走出去方面的体会和认识。下面，我从三个方面谈谈我的体会和认识：一是我国出版业国际化的背景和现状；二是谈谈制约我国出版业国际化的困难和问题；三是关于我国出版业国际化的思考和建议。
一、我国出版业国际化的背景和现状
1.国际社会对中国文化的关注与日俱增
目前随着中国经济的日益发展，国际社会对中国文化的关注与日俱增，在文化和娱乐领域，中国元素也越来越多。一方面，为了获得中国的庞大市场，国际文化和娱乐产业都有意识的在产品中加入中国元素；另一方面，中国文化企业加大走出去力度，不断创造出能够展现中国传统文化和优秀文化的产品。在这两方面力量的作用下，国际文化产品里的中国题材不断增多。从最开始影视剧的中国配角，到中国元素作为主角的电影《功夫熊猫》、《花木兰》，中国正越来越受到全世界的重视。
2.国际社会对中国现状的描述更加客观和全面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中外交流的日益频繁，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到中国，亲眼目睹中国日新月异的变化，同时通过各种媒体渠道，通过出国求学、旅游、工作、移民的华人，也获得了大量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发展成果的资讯和信息，对中国的悠久历史、传统文化和发展历程有了更加全面、真实的了解。加上我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国际舆论和文化产品正越来越正面性和客观性的描述中国的现状。中国形象的不断提升，也为中国文化企业“走出去”打下良好基础。
3.出版物出口题材越来越多元化
随着国际社会了解中国的需求日益增长，对中国出口出版物的题材需求也越来越广泛和多元。以前外国人更喜欢研究中国政治、了解中国历史，出口较多的是政治图书、名人传记、历史人物解读。现在越来越多的外国人被中国取得的经济建设成就、人文生活特色所吸引，急切地希望了解中国崛起的原因，中国人的生活状况，中国人的思想。因此经济生活、文化艺术、甚至是小说类出版物都成为西方从中国进口的主要产品。
4.海外市场对中文出版物的需求日益旺盛
一方面，我国赴海外经商、工作、移民、留学的人数日益增多，这些华人对中文图书的需求将长期存在并稳定增长；另一方面，中国热、中文热在海外不断升温，中文图书是他们掌握这些知识和信息的最佳载体。同时，中文出版物的价格一直远低于欧美和港澳台，具有明显的价格优势。在这个巨大需求的牵引下，我国图书出口的种数和数量都在快速增加，版权出口总量快速增长，进出口逆差大幅度缩小。总之，我国近年来图书出版走出去工作成绩显著，进步喜人。这得益于我国政府的政策引领和资金扶持以及国内出版发行企业的共同努力和辛勤奉献。
二、制约我国出版业国际化的困难和问题
1.缺乏深入国际主流销售渠道的分销体系
目前，影响我国出版业国际化及走出去的主要因素，我国出版发行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是语境和意识形态不同所致，甚至认为只有找到地道的外国语翻译人才，才能提高图书输送出去的力度。这个观点虽有一定道理，但我认为不是主要原因。
我认为当前影响我国图书走出去的主要原因，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我们缺乏深入国际主流销售渠道的分销体系。我国的图书“走出去”多为国内的一些知名出版社主导实施，出口模式也多以版权输出为主，或是在国内出版外文书，然后发行到世界各地。这种图书出版走出去的做法，尽管也已经为我们取得了很多成绩，但弊端也是明显的，它往往容易忽略发行渠道的作用，而让上游出版单位单打独斗，发行渠道推动图书走出去的引领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这种模式虽有可取之处，但也可能会带来一定的弊端，那就是我们不利于我们在海外图书市场、特别是主流销售渠道建立起中文图书的有效分销体系。其实，国际图书市场的图书交易活动更多是垄断在发行企业内部进行，而不是在出版单位之间进行。那种靠出版单位在国际书展会上摆地摊式的推销方法是很难做大做强“图书走出去”这块业务的。更难实现我们优秀的中文图书找到有效进入海外市场的通路，从而无法实现从“走出去”到“走进去”的转变。
2.产业资源集中度低不利于整合优势资源
现阶段，我国出版发行业在经营规模、产业集中度、市场控制力三个方面与国际水平还有有明显差距的。美国前10家著名出版社就能够占据全国一半以上的市场份额。发行环节更是如此，几家大的发行商就几乎控制了整个美国的图书市场。相比之下，我国产业集中度还是比较低的。出版社之间虽然也分成了几个梯度，但是差距总体来说并不是很大。而在发行环节，各省的发行集团基本上都立足于本省的图书市场，跨区域拓展图书业务的凤毛麟角。各出版发行单位各自为战、分散经营、甚至互为对手。产业集中度差，对出版发行资源的整合和优化配置非常不利，导致我们缺乏整体而长期的规划，不容易形成品牌效应和规模效应，无法形成中国出版业的整体核心竞争力，并有可能会制约了我国出版业的国际传播能力。
3.出版类别单一且缺乏拳头产品
目前，无论是版权输出还是实物图书输出，内容主要以中医药、绘画书法、古籍类、汉语学习、体育、养生、旅游等类别为主，而文学类、自然科学类和经济类图书仍然很少。还有一个最显著的问题，就是我们缺乏像《哈利波特》这样的拳头产品，每种图书的发行数量不高，自然影响力也就非常有限。同时，我们出版题材同质化严重也是制约文化走出去的一个重要因素。
4.不善于宣传推广，重作品而不注重作者的宣传
我们发现，我们参加国际图书节非常不会做宣传推广活动，比如广告刊登，外国书商很重视《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纽约书评)报纸上的介绍和广告，但我没发现我们有那家中国出版社到那上面去做推介和广告活动，缺少精准抓住外国图书商的眼球和需求。而且，目前中文出版物的海外营销，更多的是宣传出版物，对作者的宣传往往比较弱化。而这恰恰与西方的营销习惯相背离。西方重点宣传作者，西方读者也更认可这种模式，都是对作者的观点、文笔认可后，追随作者选择作品。中国企业在出口时忽略顾客习惯，导致外国读者对中国作者了解较少，影响了作品的销售。
5.出版产品表述方式不易于被接受
目前，我们出版作品的表述方式不适应外国读者的阅读习惯。一是语言表述方式缺少国际背景，缺少了解国外读者表述方式的作者，难于吸引外国读者阅读；二是作品可读性较差，更多的作品还是说教式的，没有做到将理念融合到精彩的故事中，像美国大片一样，采用潜移默化的方式让对方认同你的观点。比如儿童作品，童趣明显不足，成人化趋势严重；三是没有能够将中国特有的文化背景用外国的语言进行表述，无法被外国人理解。
6.“走出去”信息标准千差万别
目前，国内出版物在出版物数字化信息、图书馆数据方面没有建立统一的标准，比如，马克数据(mark data),缺乏统一的标准，没有与国际接轨，造成在电子书业务和图书馆业务对外出口时存在标准差异，造成资源的重复投入，致使时间、人工等成本增加，阻碍了出口业务的发展。
三、关于我国出版业国际化的思考
1.构建国际出版物分销体系，打入主流发行渠道
目前中文出版物的国际分销权大多数掌握在外国出版物发行企业和外国中介公司手中，基本处于垄断地位。要想实现中文出版物快速走出去，必须尽快建立国际分销体系，摆脱中介等中间环节，直接与零售商、图书馆、甚至读者建立联系，直接打入国外出版物主流销售市场、主流发行渠道。已连续五年获得全国图书走出去优秀企业奖，在全球十八个国家和地区有图书发行销售的北京发行集团，几年前就开始尝试打入西方主流发行渠道，2013年，集团与万锦市政府合作，成功举办万锦中华图书文化节，获得了加拿大万锦市政府颁发的市场销售许可证，成为首家在加拿大举办大规模图书展销活动中国图书发行企业。2014年，集团应邀参与了加拿大万锦市图书馆采购项目招标，成为加拿大万锦市八个公共图书馆中文出版物唯一的合作供应商，合同期限5年，实现了中国出版发行企业首次在北美地区图书馆中标，进一步巩固了集团在北美地区主流销售渠道的市场地位。但后来我们因缺乏支持资金，只得中途停止。
2.全方位构建出版业国际化发展模式
我们应多管齐下，全方位、多途径地拓展图书出口业务，加快推进我们的优秀文化走出去，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模式建议：一是图书商品贸易模式，就是整合中国的优秀出版物资源，通过有效途径，直接进入国际出版物主流市场。其中，也包括数字出版物的出口；二是版权贸易模式，通过版权许可、版权转让和版权代理，将我国优秀的出版物版权输出；三是资本拓展模式，通过对海外直接投资或收购海外出版或发行单位的方式，直接在海外设立自有的出版发行企业，根植于海外市场大力拓展出口业务；四是IP衍生模式，通过对图书中的经典人物和形象等IP资源的挖掘和开发，形成一系列深入人心的衍生产品，强化中文图书的影响力和传播力。
3.用外国的思维方式讲好中国故事
我们需要坚持的是我们的价值观和文化内涵，而不是表达形式。我们应强化“受众思维”，多用有国外背景的人员，采用外国的思维方式思考问题，学习西方的表述方式，摆脱说教模式，提高中国故事，特别是精彩故事的可读性，将要表达的内容融入故事中，用外国人能听懂、能接受的语言讲给他们听。
4.加大对优秀作者资源的宣传，打造中国核心的文化符号
中国文学对世界文学已经做出、并将继续做出越来越大的贡献。可是背后的作家确大多不为他们所知，这不仅仅是这些作家自身知名度的问题，更深深地影响到这些优秀图书的传播。因为，对于具体作品的宣传推广只局限于作品之内的一些思想精髓，而对于作家的宣传推广可以让海外读者关注和深入了解他们的完整的思想体系和发展脉路。因此，顺应国外读者的习惯，多宣传作者，让国外读者熟悉和认可中国的作者，将其打造成中国文化的标志性符号和核心文化标杆，以人推书，带动销售。
5.加强出版业国际化人才队伍建设
无论是打造适销对路的产品，还是建立广泛的营销渠道，这些过程均不能脱离人的作用。因此，要使“走出去”工作能真正起到作用，需要大力构建出版业国际化人才体系。我们需要培养一支既懂出版又懂版权贸易又通晓市场营销的队伍。人才队伍的培养要系统化，因为职业的磨炼需要一个过程，它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
6.加大对国际优秀出版物和版权的引入
出版物国际化是双向的，即包括走出去，也包括引进来。目前，国内对国际优秀出版物的需求与日俱增，因此具有进口权的进口单位应该打破现有进口出版物基本垄断在固有几家进口单位的市场现状，大胆的大量进口国外优秀的出版物，打破市场垄断格局，丰富国内市场进口出版物品种，满足读者对国外出版物的需求。
出版业国际化是一个浩大工程，自然离不开政府的引导和致辞，借此机会也想提一些政策建议。
一是建议政府多制定鼓励出版物出口的合作、免税、版权交易等方面的支持政策，助力出版业国际化。
二是建议政府设立专项资金，补助这一部分支出，帮助企业更快地打开国际市场。
三是建议政府利用在国际上的号召力，在举办大型活动时，将出版因素引入，增加国有出版企业、国有出版物在国际上的曝光率，让更多的外国读者了解中国出版。
四是建议由政府管理部门牵头，行业协会协调，建立电子书、图书馆数据模式等信息全国统一的规范，并将其作为全国出版发行企业硬性统一的标准在全国行业内推广。
五是建议政府进一步强化发行渠道推动图书走出去的引领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