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在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之后，经济恢复，各行各业呈现了蓬勃发展的大好势头。但是在当时的管理体制下，专业技术人才补充极为困难，制约了企业发展，为此国务院提出可以通过专门职业教育培养适用人才以解决困局。1963年经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向总店和出版局申请，获中央文化部和教育部批准，同意成立图书发行职业学校。规定学制两年，由文化部主管，北京发行所承办。1964年经北京市教育局指定从当年应届初、高中毕业生中招收学生。因此，经过认真挑选和考察，从西城区和海淀区应届生中共招收49名学生。其中高中生12名，初中生37名;男生8名，女生41名。此校开办后第二年，外文发行所和北京市新华书店也相继开办了同类发行职业学校，正式招收学生，用以补充职工力量。后来，北京市新华书店又改为与某中学联合办学，开办图书发行职业高中班。

图书发行职业学校于1964年10月17日开学。北京发行所副经理卢华唐兼任校长，老干部李树仁任副校长(曾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教员)，配专职教师2名。学校所设课程主要有时事政治、思想品德。专业教材是图书基本知识、发行理论与操作、财务、统计结算、行政管理等。由于在国内首次开办这类学校，没有现成的专业教材可用，每门课都是提前两三年就组织德高望重的老发行人以集多年实践编写成书。学生学习以课堂教学为主，辅以专题实习，使学生接受立体的发行专业知识。学校对每门课程都进行严格的考试和学习态度考评，并向学生公布其成绩和评语作为日后分配工作的参考。由此，学生们也特别认真学习，注意思想认识的提高和严格遵规守纪。每逢总结或思想汇报都会表示出对发行工作的热爱和立志做一个合格发行工作者的决心。这些思想潜移默化地融入了学生的思维中。

图书发行学校实行寄宿制，每周六回家，周日持家长签字的联系单准时回学校。学校在校内设有体育设施和阅览娱乐室，全天课程完成后还可以到职工操场打篮球踢足球。精心为学生的德、智、体全面发展创造条件。学校教学区设在西绒线胡同66号，第一学期学生宿舍设在前门外廊房头条北京发行所招待所。学校规定学生每天6：00起床，6：30出门跑步晨练，晨练主要是围绕天安门广场跑步和做操。7：20回学校早餐，8：00上课。学校当时发给学生每人每月13元生活费，并规定每日三餐均在发行所食堂就餐，每月餐费不得少于10元，以防止有的学生因节俭而造成营养不良。第二学期因廊房头条招待所被上级调拨给了北京市某单位使用，无奈，学生宿舍只得搬往西绒线胡同66号。据老同志讲，66号早年是清朝某官员的府宅(从目前仍保存的广亮大门看，可以证明其言不假)，占地面积很大，有几百间房子，院内曾有游廊、花园、假山等等。学校和宿舍均置于66号东路院子里。整个院子占地面积约有500平方米左右。北房5间、南房5间、东房4间、西房3间，中间是200平方米左右的四方形院子，西房边还有过廊和卫生间。北房4间为教室、1间为校长办公室;南房5间为女生宿舍;东房2间为教研室、2间为娱乐室，内有风琴、手风琴、胡琴、象棋、杠铃等文体用品;西房2间为男生宿舍、1间为洗漱室。院子内还设有双杠、高低杠、石桌石凳等。因沾文化部下属单位的“光”，学生们还经常能观看聆听各类文艺演出，如话剧《女飞行员》、歌剧《江姐》，全国声乐文艺汇演等等，开阔了眼界，提高了文艺修养。学生在这里学习、生活得紧张、充实又快乐。

经过三个学期的学习后，遵照中央关于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的通知，部分学生与正式职工一起赴河南参加“四清”运动。至1966年6月结束。全国进入了文化大革命阶段，职业学校也同全国所有大中专院校一样陷入了“停课闹革命”的旋涡中，没人再管学校教学事。直至1968年2月经过学生的不断要求，由当时的临时领导机构国务院出版小组批准同意为合格的学生转为正式职工，发给每月33元工资。至此发行职业学校宣告结束。

据后来统计，该校共毕业46名学生(因中途有3名学生违反学校纪律被开除)。始终从事图书发行事业的有38名学生，现均已退休。其中留在新华书店总店22名，调往新闻出版署内外单位的有16名，另有8名因各种原因离开了图书发行行业。

改革开放后，总店与武汉大学联合创办了图书发行专业，培养了数百名高端专业人才，使发行行业在专业化系统化上提升了一大步，极大地促进了出版发行业的快速发展。